“干不成就干不成。我已经坚守这么多年了。我已年过半百，不想放弃坚守。过去也有妥协的时候，但我尽量在坚守。”王功权说。

　　王功权仍在失业期，他不知道接下来再次经商会做什么内容，但他坚持三条原则：第一，与特权合谋的坚决不做;第二，即便不是跟特权合谋，但产品和服务对社会起负作用的也不做;第三，自己不感兴趣的不做。

　　“限制的边界一多，能做的概率就很小了。我原来做投资的时候也是这样。”王功权说。这三条原则，在他做投资时就一直坚守。

　　在鼎晖创投时，他遇到了一个不错的项目。一家公司引进英国的土豆品种和种植技术，在内蒙古大面积种植，土豆加工成薯条出售给麦当劳和肯德基，效益不错。因为有稳定的市场订单，该公司希望在山西扩大种植规模，规划了20平方公里的土地。他们希望得到鼎晖的投资。在考察论证项目时，王功权发现，20平方公里的土地导致2万农民失去土地。他问，这个项目做了之后，能解决多少失地农民的就业?对方答，能解决400人左右。王功权又问，那剩下的1万多失地农民怎么办?对方答，给补偿就行了，他们会去城里务工。

　　王功权不认可对方的回答。将近2万农民失去土地，没地种，去城里打工，又不具备技能，他觉得不合适。他向对方要求，在预算中拿出一部分资金对失地农民进行技术培训。对方一算，如果拿出这笔资金，会加大成本，利润将大幅下降，自然不能同意。倔强的王功权认为，这涉及价值取向的问题，如果不拿出这笔资金，他坚决不投资。最终，双方不欢而散。

　　在万通时，他做的是中介业务，不涉及政府;在IDG和鼎晖，他是投资在海外上市的企业，也不涉及政府。而当涉及政府，与权力发生关系时，他坚决不做。例如房地产开发，他不会触碰，因为不愿意妥协。

　　“如果你妥协，与特权合谋，你就会发现很多事都很容易做了，很多赚钱的机会也扑面而来。而如果不妥协的话，你会觉得很难，甚至举步维艰。”因为不妥协，王功权眼看着很多机会从眼前溜走，也失去了许多获得更大事业和财富的机会。

　　王功权说，别人帮着想，也许会想到他曾妥协的时候。但他自己想不出，记忆中没有。不行贿是他的底线，在权力面前，他宁可不做。“我改变不了现实，我能做的就是尽量避开。不能进化生物圈，至少不污染生物圈。”

　　理性

　　在骨子里，王功权是一个感性的文人。

　　他爱好文学，尤好诗词。写诗作词，是他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内容。他自认为诗词水平在中上等，尽管有熟悉他的学者认为他的诗词尚未入门，但这并不影响他的创作，兴之所至，即有创作。在自己的作品中，他最喜欢的一首是《蝶恋花 又忆当年风卷燕》。不过历经私奔事件，而又重新回归曾经的家庭之后，对于最为钟情的婉约词，他不再写了。“婉约词都涉及歌风吟月、离愁别绪。我一写，就有人问，你写给谁的?”王功权哈哈大笑。

　　他有一帮写诗作词的朋友，其中不少生活拮据。他慷慨资助，或是资助出版作品，或是资助家庭生活，或是资助子女上学。更大的手笔是，独自捐出千万元，发起创办中华诗词研究院，拢聚一批独立的诗人或诗词研究者，搜集整理1912年到1960年之间的诗词作品，现已编辑出版百卷，并赠送给国内100家大图书馆。

　　在资助诗词研究和创作的同时，这些年他还一直资助一些民间的独立学人，持续研究中华文化的起源。该研究撇开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各自的阐释，直接研究上古文化，尤其是被后世解释得五花八门的“道”的真实含义。

　　当做这些事情时，他是个感性的人，只有这时，他才真正感到满足和快乐。商人的理性和现实困境，曾让他的内心挣扎不已，甚至痛苦不堪，成为他私奔的导火索。然而，在突出公民角色、参与公民社会时，他又表现出足够的理性。

　　在组织外地籍家长追求教育平等权的过程中，他不断安抚家长，劝他们不要激烈，理性合法地争取权利。他平时组织各界朋友讨论会，讨论的事情既是社会能承受的，同时又是有意义的。因此，当有人评价王功权是个激进的人时，他坚决不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