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政协委员 李稻葵：从现在开始，我觉得应该大规模、系统化地思考一个问题，如何建立一个公平有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现在的个人所得税我经常说，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个人所得税，充其量是一个工资税。挣工资的人靠工资过日子的人是我们这个社会应该适当地加以保护，应该特别地需要扶持的一个群体。那么今天是什么情况？我炒股，我如果是搞资本所得，反而不收税，劳动工资反而收税，这是和个人所得税它所要达到的目的是背道而驰的。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环球财经》杂志出品人 宋鸿兵：首先我们在原则上就要搞明白，凡是资产性收益的、财产性收入应该被课以重税，凡是劳动所得，凡是上班所挣来的钱，应该是轻税赋甚至是完全免税，因为你要鼓励什么，你要鼓励劳动，鼓励劳动的结果就是一定要产业政策要倾斜，税收上要倾斜，要给他轻税赋，要不然谁给他劳动创造财富。像现在很多在南方的珠三角、长三角的人，他拿到钱之后，这些实业家他不愿意再投资实业了，不再愿意创造就业，创造真正的财富，愿意去投房地产，愿意去投股票，为什么？那个来钱快。如果做实业的人都不这么去做，哪里来的就业，哪里来的产品？哪里来的最终财富。一个国家大家都去炒股票都去投资房地产，这个国家就能变富有吗？这不是滑天下之大稽吗？

　　解说：改革个税体制，在那些殷切注视着这个国家的人看来，只是一场庞大变革中的一朵浪花。而这场变革的主题词，就是公平和民生。过去的30年，在讲求效率的市场原则下，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然而在更需要公平的社会公共服务方面，却有太多欠账。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郑永年：为什么中国没有能够建立一个消费社会，或者中国所说的内需社会呢？就是因为没有好的社会政策。小孩上学要花很多钱，你自己看病要花很多钱，买房子需要很多钱。中国现在流行的就是房奴、孩奴，所以这个东西就是叫他怎么样去消费。好多人说中国人保守，不想消费，我想没有人不想消费，他们是不敢消费。

　　解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是研究中国问题的知名学者，在今年两会之前他发表的一系列文章中，犀利而透彻地指出中国当下最需要改变的，就是过分看重GDP数字的发展思路，他把这叫做GDP主义。虽然GDP主义曾经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但时至今日，国家已经必须把着力点放到教育医疗住房等社会政策的改革上，这既是消减社会矛盾的需要，更是为下一步经济持续发展提供动力。

　　郑永年：我是担心，如果你不改革的话，中国社会会激进化，社会激进的改革是谁也不想看到的。中国几千年的历史说明了一个问题，中国渐进的变革才叫真正的变革，激进的变革等于没有变革，因为重新走了一遍。重新走一遍，对当权者没好处，对富人没好处，对既得利益没好处，对社会也没好处，大家互相是双输的一个局面。

　　解说：早在今年两会前，中国的一系列社会改革措施就密集出台：1月1日起《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暂行办法》开始实行；2月2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了《关于公立医院改革试点的指导意见》；2月26日，发改委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了拟在收入分配改革方面采取的四大措施；2月28日《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公开征求社会意见。这一切都令人感觉到，中央政府进行全面改革的意愿已经非常强烈。

　　温家宝政府工作报告：我们的改革是全面的改革，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以及其他各领域的改革。

　　迟福林：为什么说我们正处在十字路口，为什么说我们正处在一个历史的选择的关键时期，或者叫历史的节点上。就是我们现在到了这一步，你政府继续搞投资主导的话，会形成大量的产能过剩。这个整个社会没有能力来消化这些事情，你不解决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调整，那么我们的经济是做不下去了。

　　解说：今年两会上，中国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全国政协委员迟福林，带来一本他的新书

　　——《第二次改革》，他将未来30年，视作中国走向强国之路的关键30年，在这个历史节点上，应当拿出1978年那场变革的勇气，开始第二次改革。而这第二次改革的核心，在他看来，是政府转型，因为无论是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型还是加强社会公共服务，关键都在于政府的作为。

　　迟福林：现在对政府的一个要求就是你财政支出结构一定要有很大的一个调整。怎么样才能够财政支出结构调整，大家现在有一个要求，就是你要财政预算、决算要公开，只有财政预算决算公开了，才会形成对财政支出结构调整的一个最重要的推动力量。比如现在有的委员就提出来，这个“三公”的问题，公款吃喝、公款出国、公车，到底一年支出多少，预算是多少，实际执行情况是多少？如果这些事情真能公开了，才能做到像温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讲的，创造条件叫人民监督政府。如果信息都不真实，人民怎么监督政府呢？

　　解说：被呼吁已久的政府预算公开，在本届两会上有了突破，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委主任高强10号向媒体表示，今年将强力推进预算公开，经过人大批准的政府预算案，都要公开，包括国务院各部门的预算。同时，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9号也在常委会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今年全国人大将依法用询问、质询的方式监督政府。

　　迟福林：如果政府转型这件事情，我们能做得好一点，那么我们现在说实现公平和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就有了一个很重要的保障，如果我们这件事情做得不好，或者是还再出什么问题的话，那么我们整个社会、经济矛盾、社会风险会大量地增加。有可能会形成，或者我们说有可能会造成我们更大的经济风险、社会风险，甚至在某些方面可能会形成一个，我们不愿意看到的，历史性的一个倒退。

　　解说：如何定义眼下发生的这些改变，无论是一次改革，还是一场变革，抑或是另一批学者眼中的一种模式上的提升，各种概念的提出者们有一个基本的共识，那就是，中国已经到了一个关键的节点。能否抓住这个机遇，勇敢变革，将对国家的未来产生现在还难以估量的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