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应当及时减税。经济学说，刺激投资应有两个重点：一是政府采购订货；二是为企业减税。财政发债增加政府采购，无疑可减少企业压库，但中国的企业多，而政府采购有限，鞭长莫及，政府不可能关照到所有企业。

      ●经济基本面未变会继续向好

　　●采取减税措施刺激民间投资

　　●央行应放松信贷与利率管制

　　●提高工资标准增加群众收入

　　对当下中国经济形势的判断，学界说法多，有喜有忧。不过看报纸，主流的看法还是经济基本面未改变，会继续向好。而本人的判断也大致算乐观，不是经济无隐患，而是说只要政府处理得法，兵来将挡，中国经济当可化险为夷。

　　说2008年是中国经济较为艰难的一年，我同意。但要提点的是，今天我们遇到的困难，其实1998年也碰到过。历史有惊人的相似。10年前，亚洲发生金融危机，如今美国发生次贷危机；10年前国企下岗职工1200万，如今民企也有1200万职工失业；10年前长江、松花江发生特大洪灾；而今年先冰灾后地震，经济损失皆百年不见。

　　回顾当年，先说做得对的方面，大处看，我认为有三点：

　　第一，财政政策及时掉头。众所周知，1998年之前宏观调控基调是“从紧”，不仅财政从紧，货币政策也从紧。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政府为拉动内需，当机立断改行积极（扩张）财政政策。当年的举措，是财政发行1000亿元特别国债，同时借商业银行1000亿元贷款，这些钱统统用于基础设施投资。跟下来4年，财政每年发1000多亿元国债支持西部开发。

　　第二，适度放松货币政策。为刺激投资，央行双管齐下，一手下调存款准备金，仅1998年一年就下调了5个百分点，从13%降至8%；另一手，降低银行利率，朱镕基总理任内，利率一连降了9次。不仅如此，为刺激消费，1999年起央行又推出消费信贷，鼓励人们购房买车。应该说，这些政策有力地拉动了内需，对遏制经济衰退功莫大焉！

　　第三，稳定人民币汇率。上次亚洲金融危机后，周边国家货币一边倒，纷纷贬值。而中国政府一诺千金：人民币不贬值。完全对，设想一下，要是当时不稳住汇率，让人民币贬20%，那么现在就得升50%，大量投机热钱涌入，局面恐怕更难应付。

　　以上说的是经验，有值得记取的教训吗？当然有。事后诸葛亮，也说三点：

　　首先，应当及时减税。经济学说，刺激投资应有两个重点：一是政府采购订货；二是为企业减税。财政发债增加政府采购，无疑可减少企业压库，但中国的企业多，而政府采购有限，鞭长莫及，政府不可能关照到所有企业。所以对多数企业来说，减税更管用。可遗憾的是，国家虽允许出口退税，但主体税率却未作调减。

　　其次，物价问题是要关心，但不必看得太重。物价事关民生，不论东西方，政府都重视物价，没有错。但如果把物价看得过重，则势必会影响政府的大政决策。

　　再次，应当适时加薪。平心而论，当年应对危机，本是有意加薪的。但由于种种原因，未能达到效果。我认为，所以会如此，是政府没法给职工涨工资。官涨民不涨，必引发社会矛盾。另一层原因，政府未减税而加工资，会加大企业成本，抑制投资。

　　10年之后，危机又一次来临，且比上次有过之无不及。我们要研究的是从中能得到哪些启示。近来反复想，答案就四个字：“扩大内需”。是的，靠人不如靠己，何况美国经济前景如何尚未可知，中国有13亿人口，只要内需足够，拉动经济当不成问题。

　　说具体点，我认为主要有三件事要做：

　　第一，义无反顾地减税。减税能刺激民间投资，不必说。可最近与财政部的几个朋友会面，谈到减税，朋友皆反对。他们的理由是，中国目前税负并不重，GDP占比不到25%。中国的GDP有多少水分说不清，而我的疑问是，去年GDP增长11%，而财政增收30%。财政增速是GDP两倍，税负不重怎么解释？

　　第二，放松信贷与利率管制。绝非危言耸听，未雨绸缪，政府应谨防明年可能出现通缩。这两年银根紧，银行是无款可贷，而我现在却担心，若企业继续亏损，银行今后会不会有款不贷？防患于未然，与其将来放贷买“棺材”，还不如先借钱“买药”。为此央行尽快放松信贷管制，同时让利率随行就市。

　　第三，提高工资标准，增加群众收入。曾说过多次，相对10%的GDP增长率，消费物价涨5%不算高，关键是工资增长要跟上物价。年初出台新劳动法，明令提高最低工资，是好事；可企业界反映普遍不叫好，何以如此？我认为给职工加薪没有错，问题在政府没减税，若政府能减税，企业肯定会顺水推舟。

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   王东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