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测算了一下，今后这几年，如果经济增长平均在6.5%的水平，到2020年，就能实现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标。

所以，6.5%的经济增长速度，无论就中长期增长目标的要求，还是就当前的就业目标的要求，还是当前控制通货膨胀的政策目标的要求来说，都是比较合适的。

五中全会、经济工作会议，“十三五”规划纲要等等，就短期增长来说，6.5%的谈法比较多。

围绕着6.5%的经济增长率，如果低于6.5%的话，“松紧搭配”就要朝着“松”的方向去倾斜，要出台更多的刺激手段。如果高于6.5%太多，通胀压力加大，“松紧搭配”就要朝着“紧”的方向来倾斜。

总理说，“我们的武器库里面有弹药”

2014年两会期间，有人问总理，“如果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企业日子不好过，那就要呼吁政府放松，放松的话，你的武器库里有什么弹药呢？”

总理说，“武器库里的弹药还是有的。如果出现问题，还是有办法的。”

也许你要说，到这时候了，你给我们看看，到底有什么手段？

目前看来，还是有手段的。一个是财政、一个货币。财政，包括财政支出与财政收入。

就财政支出来说，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是2.1%，欧盟马约的警戒线是3%，所以，继续扩大财政支出的空间还是有的，继续举债的能力还是有的。

从财政收入来说，就是减税。总体减税不敢说，但是结构性减税的空间还是有的。特别是围绕降低企业成本，降低企业的交易费用，无论营改增也好，第三产业的发展，还是属于地区性的优惠政策、特殊性的保障也好，减税的空间也还是有的，关键是下不下得了决心。

而且，中国政府手里还有一笔国有经济资产。中央和地方的国有企业加在一起，差不多有50多万亿元的资产，还有大概120多万亿元的国有金融资产，60多万亿元的土地财政收入，这几项加在一起，国有的财政可动用的资产有230多万亿元，这在世界上是没有的。所以，要是日子真的过不下去了，运用财政的手段还是比较丰富的。

货币政策，一是数量政策，二是价格政策。数量政策主要是信贷量，价格政策主要是利率。从信贷量来说，主要是准备金控制，中国法定准备金率在世界上是高的，降准空间还是有的。再一个就是价格政策，利率，我们利率还比较高，欧洲一些国家已经实现零利率了，所以，降息的空间也是有的。

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货币政策在运用的时候，降准和降息一定要同步，不能割裂开来，我们过去做的时候，有时候是单向来，单向来的效果不是很好。因为中国的货币市场化程度逐渐在深入，数量和价格之间的内在联系越来越密切。如果将它们割裂开，这个政策就很成问题了，降准不降息，降息不降准，达不到效果，今后一定要联系起来，一起来运用。

无论是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政策的空间都比较大。

破解“中等收入陷阱”招数很简单，就两个字：反腐

回过头看，这些手段松紧搭配无论怎么巧妙，能否解决问题，我们说它实际上就是在对付，它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它能为解决问题赢得时间，但它本身解决不了问题。为什么这么说？中国现在的宏观经济失衡，表面看起来是总量、速度快和慢的问题，但深层次的原因是结构失衡了，快也好，慢也好，问题是出在结构上。松紧搭配的政策等于是按下葫芦起来瓢，它缓解矛盾，不是解决背后原因。要解决背后的原因，要靠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这样才能真正解决一系列的结构失衡。

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靠什么？当然首先要创新，所以我们提出五大理念，“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其核心就是创新。没有创新，就不可能有结构的改变，没有结构的改变，就不可能有发展方式的转换。

技术创新自不待言，创新更重要的是要制度创新。制度重于技术。

制度创新有两个，一是经济制度，一是政治制度。前面讲过，116个发展中国家，只有15个国家跨过了从“上中等收入”至“高收入”的跨越，剩下的都没有跨过去，而且尽是拉美漩涡、东亚泡沫、西亚北非危机。虽然今天没有讲它背后的原因，其实原因很简单，就两个字——腐败。这些国家都高度腐败，权钱交易，寻租。

首先，权力要关进制度的笼子

腐败背后是什么呢？制度！一个是经济制度，一个是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改革的核心，要解决的是市场化的完善，我们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2020年，不仅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同时经济体制要初步建立比较完备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如果经济体制改革滞后，市场化不完备，就意味着市场失灵。市场失灵的话，越是稀缺的资源配置，市场越不起作用，权力集中在政府手里。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扭曲，市场不能起资源配置的决定作用，政府不能起宏观调控的主导作用，大量的政府越位替代了市场，企业要获得机会和资源，不能通过市场竞争获得，而是要去找政府谈判，劝说政府官员将机会批准给自己。政府官员手中握有大量的权力，同时这个权力也缺少约束。

市场化进程如果迟缓，政治体制改革肯定滞后，政治改革要解决的是两大问题：民主、法治，民主解决的是授权，法治解决的是约束。民主共和，监督约束。习总书记最近讲的最多的是，“权力要在民主的阳光下”，“权力要关进制度的笼子”，关键就在这里。

其次，保护私权，这是达到法治社会的标志

一个国家和民族，可以有法律，但未必有法治，这是法国启蒙主义思想家孟德斯鸠当年的一句名言。你要法治，按照亚里士多德政治理论，一个是，得有良法，法得好，法的贯彻成本低、公平、公正，这是一条。第二条，大家都得拥护它，得有法治精神，守法自觉，这才叫法治社会。

要达到法治社会，核心问题是私权（包括企业和个人的权利）一定要保护，公权一定要规范。这个社会是不是法治社会？重要的不是给老百姓定了多少法，而是给当官的定了多少法，对公权到底有什么法律约束？这才是真正的法治，也是真正的困难所在。

政治制度改革滞后，民主和法治没有解决，经济制度改革滞后，政府和市场关系扭曲，市场失灵，企业要获得机会，不能通过市场竞争获得，而是去找政府官员批，政府权力的背后，因为政治制度改革落后，权力既没有民主的监督，也没有法治的约束，可以乱用。这个权利的前面，堆着一群商人，整天拿着钱准备腐蚀你，你怎么办吧？有人整天要买你的权，想买，你卖不卖？这是一个巨大的考验。这人啦，你不能老考验他。经得住一次两次的考验都很不容易，你还长期考验他。

经济学叫寻租，权钱交易，一旦腐败严重了，给社会带来的问题是，既无正义，又无效率。钱权交易，哪里来的公正？资源配置不按市场竞争的效率，在竞争当中，谁的效率高就给谁资源，而是按照寻租的力度，谁行贿力度大，就给谁，资源配置根本不可能有效率。有什么效率可言。

所以，你看，但凡穿越过去的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它也有腐败，因为这是人的天性，但是它反腐败的制度建设都特别强。拉美漩涡、东亚泡沫、西亚北非危机，都是高度腐败，既破坏了公正，又瓦解了效率。

我们国家很有幸，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时间表与路线图。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一个决议，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法治中国、法治政府、法治社会，这是2020年的法治目标。如果这些目标就像钉钉子一样，就像中国共产党的“三严三实”一样，“全面从严治党”，如果能够坚持下去，我们确实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