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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中国的宏观经济失衡，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宏观经济失衡的第一阶段：需求膨胀，供给不足（1998年以前）
第一个阶段，从1978年改革开放初期到1998年上半年，将近20年的时间里，除了个别年份，比如1989年、1990年等，绝大部分时间里，中国宏观经济失衡的特点是需求膨胀、供给不足，甚至是长期处于经济短缺状态。
因此宏观经济政策的主要问题就是防止通货膨胀。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发生了三次大的通胀，或者抢购风潮。回过头看，都是发生在1998年之前，每次通胀的具体原因有所不同。
第一次通胀是在1985年。1985年，通货膨胀率达到9.3%，原因很简单，1984年秋天，中共中央召开了十二届三中全会，做了一个很重要的决定：全面开展经济体制改革。在那之前，改革主要在农村进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城市还没怎么推广。十二届三中全会作出这个改革的决定之后，城里人担心物价上涨，就去抢购，于是就形成了抢购风潮。
第二次通货膨胀在1988年。1988年5月，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开工作会议，做出重要部署：价格闯关。长痛不如短痛，既然经济改革、价格改革是早晚的事，那还不如一夜之间将价格放开算了。价格闯关的决定一经作出，老百姓抢购。又因为1988年的老百姓比1984年有钱，这次通货膨胀率达到了18.8%。后来，中央政府被迫出来宣布价格闯关失败，停止价格闯关，通货膨胀这才慢慢地得以缓解。
第三次是1994年，通货膨胀率达到了24.1%。原因很简单，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十四大召开，一系列的利好消息，形成了一个加快发展的投资的热潮，需求膨胀。这种需求到了1993年之后，传导到物价上，1994年的物价就起来了，通货膨胀率达到了24.1%。
这三次大的抢购，都是发生在1998年以前，尽管原因各不相同，但是根本原因只有一个，那是一个短缺的年代，需求膨胀，供给不足，所以整个社会对通货膨胀的担心预期值很强，稍有风吹草动，就去抢购。需求拉上的通货膨胀。
在这个时期里，中国的宏观政策（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长期紧缩，收紧银根，控制财政赤字，减少财政支出，其目的就是把流通的购买力、需求管住，防止出现恶性的通货膨胀。
宏观经济失衡的第二阶段：需求疲软，产能过剩（1998-2010年）
第二个阶段的失衡是从1998年下半年到2010年底，这十几年时间，除了中间个别年份，中国宏观经济失衡的突出特点是需求疲软，特别是内需不足，产能过剩。1998年那一轮产能过剩主要集中在工业消费品，乡镇企业上了纺织机，当时经济都缺，什么都没有，所以改革开放要激活生产力，上了很多传统工业。
比如当时姑娘结婚的几大件：手表、自行车、缝纫机，上了很多，很快，到1990年代末就饱和了。1990年代末，面临传统工业消费品产能过剩和淘汰，要有新的结构升级。
2008年金融危机，这一轮产能过剩就更严重了，是很多工业投资品的产能过剩。前些年一直高价运行的钢材、木材、水泥，到了2008年这一轮危机之后，开始出现过剩，这种过剩不是短期的，而是长期的。不是相对的，而是绝对的。黑色冶金，中国占全球产量一半以上，问题越来越严重。
产能过剩，内需不足，如果有出口支持，那还好办，但是恰恰不巧，我们在这个时期经历了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的世界金融危机，这两次经济危机的冲击都很猛，对出口国际市场的冲击很大。1997亚洲金融危机，中国作出了一个承诺：人民币不贬值，这就相当于两个人在练摊，人家在降价，你价格坚挺，等于将市场让给人家，为此我们赢得了世界广泛的尊重。但是，赢得尊重是有代价的。
2008年的冲击就更大了，2003年到2007年，每年出口增长平均在22%以上，2008年金融危机一冲击，2009年中国出口增长负16%以上，这个力度就很大，给我们国内的经济增长带来了麻烦：增长动力不足，失业问题比较突出。
1998年，3600多万国有职工下岗，三分之一乡镇企业倒闭，大量的农民工98年5月提前返乡，找不着活，我们始终没用“失业”这个词，我们用的是“下岗”、“返乡”，其实就是增长动力不够，就业机会减少，失业率上升。
2008年金融危机的压力更大一些，经济下行，在这个阶段，我们采取了和前一段不同的宏观经济政策，不再是紧缩，而是扩张，特别是扩大内需。
1998年下半年，我们提出来“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来应对1998年的经济衰退。到了2008年，我们提出来“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更强有力的来刺激经济，应对世界金融危机的冲击，其目的就是寻求增长的新动力。
宏观经济失衡的第三阶段：既通货膨胀，又经济下行（现阶段）
2010年10月，我们对外宣布，中国政府从反危机的政策轨道上率先退出，从那开始，意味着进入了新的一个阶段。在这个新的阶段，我们现在叫新常态。
新常态下，中国宏观经济失衡有了新的特点，既有通货膨胀的压力，又有经济下行的威胁，叫双重风险并存。
前两个阶段，虽然失衡很严重，但是方向清楚。第一个阶段就是需求膨胀，供给不足，第二个就是需求疲软，产能过剩。所以，第一个阶段的应对之道就紧缩，第二个阶段的应对之道就是扩张，政策方向很清晰，目标很清楚。
现在是双重风险同时发生，宏观政策既不敢扩张，也不敢紧缩。若是扩张的话，全面刺激经济，有利于遏制经济下行，但是可能把潜在的通货膨胀激活。若是紧缩的话，有利于遏制通货膨胀，可是加剧经济下行。
到底怎么办呢？
上世纪6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出现了滞胀。一方面是需求疲软，增长动力不足，高失业，同时，通货膨胀，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高居不下。滞胀一旦出现之后，政策就很难办，既不敢扩张，也不敢紧缩。虽然采取了很多调整的办法，效果不佳。
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这些西方国家采取了很多措施，虽然在短期上有一定程度的缓解，但是长期累积的弊端非常严重。以至于2008年金融危机的根源，就是上世纪70年代以来为解决滞胀采取的政策调整所形成的政策积弊。
这次危机深刻到什么程度呢？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多次发生的周期性危机，没有导致出现全球的负增长，2008年这次金融危机，导致2009年全球首次出现负增长。这就说明，1970年代以来，为缓解滞胀，所采取的政策弊大于利。
我们是发展中国家，遇到了发达国家遇到的，一直到现在它们还没有成功解决的问题，虽然我们没有用“滞胀”这个词，而是“双重风险”，但是，经济的内涵是一样的。这是我们新常态下的新失衡。
第一重风险：潜在的通胀压力，根源是投入产出结构失衡
先来看第一重风险。它看起来是个总量问题，经济速度快、慢的问题，是经济下行问题，通货膨胀问题等等，但是深层次的原因是结构性的失衡，是由一系列的结构矛盾所导致的。
为什么我们治理的是通胀而不是通缩？
从PPI看，中国进入了典型的通货紧缩。先来看通货膨胀。我们现在的通货膨胀非常低，PPI已经44个月为负，今年第一季度到第季度，PPI是-4.0多，从PPI来说，也就是厂商生产的价格来看，我们已经进入了典型的通货紧缩，而不是通货膨胀。
从CPI来看，中国也进入了通货紧缩。我们的CPI消费品价格指数从2013年以来，长期稳定在3%上下，很多时候降到了2%以下。2015年前三个季度，CPI为1.4%，考虑到统计误差，一个国家的CPI如果降到2%以下，这个国家的货币政策重点不应该是治理通胀，而是防止通缩。
因为通缩比通胀更可怕。通胀是让老百姓口袋里的钱不值钱，通缩是使越来越多的老百姓没有钱，通缩意味着市场萧条，降价，意味着企业活力不够，销路不畅，然后导致失业率上升。所以说通货紧缩比通货膨胀更坏，对劳动力大国来说更是麻烦，治理起来非常困难。
按道理，中国应该去治理通缩，但是宏观部门，特别央行，对于治理通缩非常谨慎。治理通缩，意味着要向流通里面注入大量的资金，活跃市场需求。为什么我们现实的价格这么低？我们的货币政策治理通缩这么谨慎？就是因为中国经济潜在的通胀压力，虽然它没表现出来，但是潜在的压力非常大。主要是来自于结构失衡。
通货膨胀主要是两个方面的动力：需求拉上，与成本推动。
从成本推动来看通货膨胀：
为什么通货膨胀比较高？我们做过一个测算，中国通胀大概50%多一点是来自于需求拉上，还有49%多一点，将近50%，是来自于成本推动。我们国家进入了一个比较典型的需求拉上和成本推动共同作用的通货膨胀的时期。
成本推动主要是我们进入新常态以后，进入上中等收入阶段以后，国民经济生产的总成本大幅度提高，要求投入产出结构必须改变，不能再用过去的投入产出结构、经济增长方式了，过去那种增长方式有动力、有效益，是来自于那时候的要素成本的状况，要素成本结构低、便宜。
到了现阶段，各种要素成本价格大幅度上升，如果还用过去的投入产出结构，过去的低要素成本状况与之对应，那么根本就不适应，也就没有竞争力。可是要改变投入产出结构，就意味着要提高创新力，意味着要提高效率。
结构的改变是效率的含义，效率的改变是创新的含义，创新是长期的。
现在的问题是，要素成本结构迅速改变了，我们的投入产出结构的改变滞后，对应不上，消化不掉，所以这些成本就进入到了价格。
从需求拉动上看通货膨胀：
所谓需求拉动，就是流通中的票子多了，不断地印刷钞票。M2货币存量现在130多万亿元，GDP2014年年底60多万亿元，这个比例很成问题。
为什么现在不断印票子？排在第一的原因是外汇账款，就是结汇结成的人民币。我们国家现在外汇储备大概3万多亿元，是金砖国家外汇第一大的国家。
外汇储备和通货膨胀是什么关系？
企业和居民生产的产品卖给了外国人，从而赚回来外汇。这个钱是属于企业、属于居民的，它存在了商业银行，等到要用的时候，就从商业银行取出来，去投资或者消费。提出来的时候，要换成本币，因为外币不能流通。这个环节等于是将他的外汇卖给了商业银行，商业银行用人民币把居民和企业的外汇买进来。
商业银行收了外汇，也没有用，因为外汇不能流通，那怎么办呢？于是就去找中央银行，因为是中央银行授权商业银行为境内的企业和居民提供外汇服务的，这样就形成了商业银行和央行之间所谓的定期结汇制度。
定期结汇就是央行给商业银行人民币，然后央行再把商业银行的外汇买进来，买进来之后，这个外汇就属于国家，入了国库。这就是我们看到的公布的国家外汇储备。
各国都是这样，这没有什么特殊。但是，特殊点在什么地方呢？我们国家和一般其他国家很大的区别在于，央行结汇，买进外汇的时候，不是用自己的资产，而是回去印钱给商业银行。结汇量越大，意味着央行印出去的钞票就越多。
钞票印出去之后就进入了流通，形成了通货膨胀需求拉上的压力。要控制流通中需求拉上的潜在压力，就是要控制货币投放量，控制货币投放量就要控制结汇量，但是结汇量不是让你控制的。结汇量越来越大，不断地增加，国际收支领域里，长期是收大于支，结构失衡。
要实现再平衡，怎么办呢？最简单的办法，就是限制出口。可是世界金融危机，各国贸易保护主义抬头，都在为自己的出口商争饭碗、抢订单，缓解经济危机的冲击，我们怎么能限制出口呢？不仅不能，还得扶持、保护出口商。
国务院这几年，每年关于外贸工作都要开专门的协调会。
问题是你保护、支持出口商，它赚了钱，拿回来钱，怎么办？要结汇，就得印钞，印钞就得增加通货膨胀。所以，为此很苦恼。
那就说明白，我扶持出口商，但是，你赚了钱，就不要拿回来了，你在外面花，买东西回来，增大进口。这样进出口之间就平衡了，也就没有多少外汇好结了。
想的很简单，实际很难。我们想买的，人家不卖，人家想卖的，我们不想买。人家想卖给我们的是一般的工业消费品，从2013年开始，中国的工业制造业规模世界第一，在总量上超过美国，质量另说。中国制造已经可以响当当地喊“中国制造”了，而且生产的比它还便宜。我为什么还要买它的呢？
我们想买高科技，还想买能源、油田、气田、矿山。但是想买的东西，买不回来。
钱花不出去，怎么办？它就得回来。回来你就得给它结汇，就得印钞。
中国通胀的问题，表面上看，潜在压力比较大，但是深入地看，压力之所以大，它不是总量的问题，不是由于经济增长速度太快，需求膨胀，导致物价上涨，不是这个问题。它是深层次的结构矛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