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毫不夸张的说，这家事情的标志性、革命性意义和重大影响将会波及整个国家的区域、城市治理，尤其是产业园区、产业新城领域，更应该重点关注此事。

8月25日，按照企业化组织、市场化运作的“法定机构”——上海陆家嘴金融城发展局正式投入运作。前一天下午，酝酿多年的陆家嘴金融城理事会召开一届一次理事大会，陆家嘴金融城以及金融城理事会、发展局正式挂牌。

对于浦东新区而言，24日算是这一天喜事成双，当天下午浦东新区科技与经济委员会也正式成立，同样也是一个管理模式的革新，不过，头条还是成功被陆家嘴金融城发展局抢去。

此前，与陆家嘴金融城发展局密切相关的一件新鲜事已经引发社会热议。7月份，上海陆家嘴金融城发展局公开面向社会招聘，包括金融城发展局副局长、办公室主任、副总监-经济发展部（总部机构服务部）、公共关系与品牌推广总监、区域规划发展副总监等12个职位虚位以待。

浦东新区副区长简大年介绍，目前陆家嘴金融城发展局已面向全球招聘中层以上管理人员，吸引了海内外1300余名专业人才前来应聘。目前经过专家考核等遴选，第一阶段的选拔已经结束，最终将选拔一批各个领域和区域具有国际视野的精英专业人才加入团队。

新的公共治理架构建立后，原先的陆家嘴管委会将只保留构架，职能转移到发展局中。和原来“朝南坐”的政府部门不同，新成立的发展局将接受政府部门和业界共治理事会的双重评价，这将成为陆家嘴、浦东新区、上海乃至整个中国区域发展和政府机构改革的里程碑式重大变革！

陆家嘴金融城，位于上海市浦东新区，面积31.78平方公里，被国务院确认为上海打造国际金融中心的核心功能区。随着上海自贸试验区扩围和人民币国际化深入推进，陆家嘴金融城的地位愈发凸显，而如何在管理模式、发展模式等方面创新成为市场关注的焦点。

上海官方称，上海市委、市政府决定在陆家嘴金融城开展体制改革试点，正是要借鉴国际先进经验的基础上，结合陆家嘴金融城的特殊功能定位，在全国率先实施“业界共治+法定机构”的公共治理架构。

所谓“业界共治”，就是为充分实现业界参与优化营商环境、完善产业生态链等方面公共治理的意愿，发挥业界在产业发展、行业自律、密切与政府部门沟通交流的作用。为此，浦东新区人民政府联合业界发起设立了陆家嘴金融城理事会，作为金融城业界共治和社会参与的公共平台，通过区域内业界共治的模式集聚各方力量，共同推进金融城的发展。

“法定机构”，则是指由浦东新区人民政府发起设立上海陆家嘴金融城发展局，作为金融城法定的管理服务机构，通过企业化组织、市场化运作、专业化服务的模式，提升推进金融城发展的能力和效率，以此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探索构建精简高效的公共治理模式。

陆家嘴此次推出的“业界共治”模式，充分考虑了市场和社会主体多元参与的需求。陆家嘴金融城新一届理事会的理事成员主要来自重点企业、行业组织、楼宇业主等方面，突出金融并涵盖航运、商贸、专业服务业等各行业领域，其中业界代表占比90%以上、外资机构占比30%，最大程度集合了金融城最广泛的社会力量，体现了“专业化、多元化、国际化”的特征。

这是26家常务理事单位的名单：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银联股份有限公司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上汽通用汽车金融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中国平安保险（集团）上海总部

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远东国际租赁有限公司

朱雀股权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万向控股有限公司

福特汽车（中国）有限公司

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波罗的海航运公会上海中心

上海陆家嘴（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市金融业联合会

上海市支付清算协会

上海市银行同业公会

上海市基金同业公会

上海市保险同业公会

上海纽约大学

浦东新区金融服务局

上海自贸区管委会陆家嘴管理局

浦东新区陆家嘴街道办事处

未来的理事会如何行使职能、发挥作用？据悉，作为陆家嘴金融城的公共平台，“业界共治”框架下的理事会具有完善的工作机制。

《陆家嘴金融城理事会章程》明确了理事会的运作机制。理事会将定期听取和评议发展局年度工作，参与金融城发展规划、改革创新、营商环境优化、品牌推广等重大事项的讨论和决策。理事会的执行机构设在发展局。理事会还将适时设立国际推广、战略规划、产业促进、营商环境、新金融风险防范等若干个专业委员会，非理事单位也可以参加相关专业委员会，从而形成更加开放的公共治理格局。

作为具有法定机构性质的公共管理服务机构，陆家嘴金融城发展局整合了政府、市场和社会各方资源。采取企业化组织、市场化运作、专业化服务的模式是发展局的三大亮点。

企业化组织与原来传统的行政管理机构相比，发展局不列入政府部门序列，在全国率先以企业法人的形式登记注册成立，实行企业化组织。

市场化运作发展局建立市场化、能力导向的用人机制和薪酬体系。面向全球公开招聘金融、航运、贸易等行业发展,以及金融城运营管理与品牌推广等方面专业人才，打造一支符合国际一流金融城建设需求的专业团队。

专业化服务强化服务导向，为业界和企业提供高效优质服务是发展局的最高宗旨。发展局依托专业化的人才团队和服务手段，为区域各类企业产业发展、环境优化和高端人才的服务，更加便捷、高效、专业、优质。

此外，明确不参与市场竞争、不以营利为目的，也是发展局的鲜明特点。

在这里，我们首先得回过头来介绍下法定机构这个舶来品，以及它到底有什么好处？

法定机构（StatutoryBoard）作为一种代行政府职能的半官方机构，在经济社会发展和提供公共服务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法定机构社会化的组织模式和企业化的运营方式，使它具备了政府部门所不具备的灵活性和高效性。

法定机构管理制度发源于20世纪中叶的英国。当时正值英国政府过多地干预社会经济生活，包办主要公共事务，对社会需求反应迟钝，运作效率较低，于是追求“小政府主义”的思潮开始抬头，政府部分职能社会化的构思产生，从而需要在政府行政系统之外重建一种管理架构，以承担政府转移的部分职能。

在这种背景下，法定机构应运而生。由法定机构承担政府转移的部分职能，除了可提高效率外，政府也可以通过委任外界人士，吸纳外界意见，有利于法定机构自身的发展。另外，相关职能交由法定机构负责也为政府施政起着重要的缓冲作用。

比如园区中国之前为大家介绍过的，主导英国伦敦道克兰新城PPP的城市开发公司（UDC）就是这类半官方性质、企业化运作的法定机构，在英国诸多新城更新建设方面居功至伟。

同属英美法系的新加坡、香港，随后借鉴英国的经验，对法定机构创造性地发扬光大。

上世纪80年代以来，香港不断扩大以法定机构模式执行公共服务的范围，一些不便于政府体制内执行的任务和较商业化的服务均得到了较好的执行，香港诸多成功模式之一便是发展局模式，包括贸易发展局和金融发展局等，半官方机构的身份，兼有政府功能和市场化的职能特性。

新加坡也是一个集大成的发扬者。其发展局模式也是国际上公认比较成功的模式，包括经济发展局、建屋发展局等等，尤其是新加坡国际企业发展局（IE Singapore）。我们来看一下它的组织结构和核心管理层，是一个典型的企业化运作的高效机构。

在英国、香港、新加坡等地，法定机构是一个独立于政府序列和公务员体系之外的法定实体，属于半政府机构。主要有如下特点：

第一，依专门法设立，职责法定。其法律制度的特点在于量身定做，充分体现管理运作上的自身特性；

第二，相对独立，拥有更多自主权。法定机构本身不属于公务员体系，但具有“半官方”性质，根据政府要求和委托开展工作，又保持相对独立性，相对政府部门而言，拥有更多的人财物自主权；

第三，治理结构一般由理事会、管理层组成，实行民主管理、社会监督；

第四，人员身份多样。法定机构的组成人员身份多样，既有政府任命的公务员，也有政府雇员（没有公务员身份），还有自主聘用人员；

第五，多渠道经费来源。法定机构的经费来源可以采取政府资助、政府购买或自筹资金等多种形式。

从上面的介绍中可以看到，在这些法定机构里，董事会主席是最高领导人员，由各个政府部门委任，对所属部门负责。法定机构具有法人资格，不吃皇粮，拥有很大的自主权——包括自主用钱和自主用人。

同时，由于法定机构不属于政府序列，因此，它的雇员也不属于公务员系统，而且，它们的雇员也不是由新加坡公共服务委员会来录用和选拔的。相对应的，法定机构雇员的薪水等级、工作年限、服务条款，以及晋升和奖惩制度等方面的规定都因不同的法定机构而不同，具有较大的灵活性。

这一点大家都心知肚明，尤其是我们在全国产业园区调研中体会得非常明显。以往的官办产业园区当中，薪酬方面做好做坏一个样，政府部门缺乏对于整个园区乃至整个区域、城市的促进激励，或者说，仅仅靠一些数字化、功利性的指标来决定仕途升迁，却脱离发展经济、绩效持续提升的本义。

相比之下，发展局则更倾向于可持续的，结果导向的激励机制，无论对发展局本身，还是对园区、区域及城市管理发展都有正向健康的促进意义。

一个更实际的意义在于，法定机构能够减少公务员中的优秀人才向私营部门流失。还是就园区领域而言，很多具有能力和经验的体制内园区管理人员近年来流失严重，以华夏幸福为首的民营园区类土豪挥舞着钞票，以“理想+薪酬”的大旗大肆挖角，这不能说是既有体制问题造成一种“变相的国有资产流失”。

因此，法定机构这种更为灵活和贴近市场化的模式，未来有可能在这个层面对抗这种流失趋势。尤其是在产业园区、产业新城领域，与绩效紧密挂钩的更有吸引力的薪酬和奖惩机制会留住更多有能力的公务员精英，一个园区、一批企业发展起来之后，这些红利收入理所应当地分配给做出贡献的管理层，而不用担心所谓的“国有资产流失”和“内部输送腐败”的指责，减少了更多做事的后顾之忧。

我们看到，上海已经有很多国有性质，企业化运作非常成功的产业园区，包括漕河泾、浦东软件园等，这些公司的运作案例本身就可以给陆家嘴金融城发展局以非常好的启示。

区域管理法定机构的探索，陆家嘴金融城发展局并非首吃螃蟹者。实际上，从2007年开始，以深圳为典型代表的珠三角城市已经陆续在借鉴香港、新加坡法定机构经验的基础上，开始推行法定机构的探索和试点。

2011年1月，中国内地首个法定机构——前海管理局在深圳成立。这标志着中国的机构改革迈出了革命性的一步，本身我们也可以将其看做一个大产业园区管理的法定机构角色。其作为首个法定机构，既非政府，也不同于普通的事业单位，而是实行企业化管理，但不以营利为目的的公共机构，而且它享有完整的区域管理权限。前海管理局局长郑宏杰曾这样描述其职能：“是企业化的政府，但不是政府的企业。”

园区中国认为，随着目前城镇化建设的深入，园区PPP的不断爆发，以及全国特色小镇如火如荼的建设，都非常需要一种切实高效的创新型管理模式。像前海管理局、陆家嘴金融发展局这样的管理模式一旦探索实验成熟，将会具有非常大的用武之地。